当权者重视，下面不敢胡作非为，加上律法的保驾护航，使得宋代的市舶司真正担负起贸易的重责，与朝廷之外，形成了独立的商贸衙门，衙门的一切运作都有朝廷掌控，所获取的巨大利润也直接进了户部，既利了朝廷，又给了商业的繁荣带来莫大的商机。
杨峥看中了这一点，倒不是说这个元丰法是完美无缺的律法，它同样有缺点，诸多的限制，对于商人而言，无疑在运输成本上有了增加，容易引起商人的反对，但任何一件事未必都是完美的，对于商人的反对，他的担心并不大，比起增加的运输成本，开海禁，罢黜朝贡对于渴望了八年的大明商贾来说，孰重孰轻他们心知肚明，他甚至相信即便是成本再大一点，他们只会高兴，绝不会反对，比起宋代的西洋诸国往来，处在大明这个时代无疑是最巅峰的时代，与任何一个西洋诸国贸易，足以让他们狠很赚上一笔，又岂会在意那点运输成本，他们要的更多是贸易的机会，是来往西洋诸国贸易的安全，比起运输成本，这个更为重要，就是知道这一点，杨峥才敢觉得元丰法的可行，一方面宋代在运用时做出了良好的榜样，高水平的管理与强**律保障，使得疆土狭小，积贫积弱的宋代都能在风雨飘摇之中延续三百年，铁一般的事实由不得朝廷不同意，另一方面《元丰法》乃宋神宗元丰三年颁布实施的一项重要港口管理法律，明取元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承认自己汉人的正统，建国后许多规章制度也多延续宋代，可以说许多祖宗规矩都有宋代的影子在里面，以《元丰法》改革市舶司，算是延续前朝的律法规矩，纵然是朝中的老顽固也不好说什么，阻力相对少了许多。其次，则是《元丰法》在创立之初就以高瞻远卓的目光，定下这部律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管理的规章制度上，甚至是朝廷如何从中获取利益上都是超前的，杨峥甚至相信即便是在前世海关运用，也不算太过时。
而这一点也正是他所需要的，宋代以市舶司的自身获利，使得宋朝的海外贸易年收入，最高到了二百万缗钱，是北宋末年的一倍，海外贸易的繁荣更是给促进了商业上的辉煌，宋代不过是大明一半的疆土尚且如此，更别说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辽河流域；北达戈壁沙漠一带的大明了，他相信这一套管理市舶司的法子绝对能缔造一个商贸大帝国。
正看得入神，忽听得门前衙役喊道：“大人，报纸到了？”
查看每月两次的《大明士林报》，一直是他的习惯，每月都不曾落下，那衙役显然是知道的他的习惯，看他低头思索，喊了声后，也不等他应答，便将报纸放在了桌上，躬身退了出去了，他记挂半月前上的拿到奏折，虽说结果在心里早已有了计较，可毕竟风平浪静了半个月，心头不免疑惑，这疑惑一起，记挂也就多了，一看那衙役放下的报纸，便将郑和留下的《元丰法》放下了，对于如何实施改革，多日的思索，加上各种揣摩比较，心头也有了主意，既想要守着祖宗规矩，又要做些改进，还需从中获取利益，除了循着宋朝市舶司的路子走下去，还真没什么好法子，不过这个改革人却不是自己亲自去做，一来威慑力未必管用，二来他也没这个精力，思来想去还是况钟最佳，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一番计较后，便放下了这桩心事，随手拿起了《大明士林报》迅速翻到朝闻天下，虽说早有准备迎接一波接一波的辱骂，但看到报纸上，言之凿凿的各种罪名，还是没能保持淡然，狠很骂了声：“一帮没有家国的混账东西？”骂归骂，文章还是看了下去，除了将各种罪名加在了自己的头上之外，报纸上说了最多的则是商人的重重贫困，以至于现在苛捐杂税，就已把他们逼得快活不下去了。如果再增加税收，他们除了走上造反的一条路之外，再无活路了，言之凿凿仿佛天下的商人都是这样一般，为了表示更真切，报纸的最后还留下了不少工商业的名字，其中因山西的晋商、闽浙一带浙商最多了，细细数了一下，竟有三十人之多，这也难怪，一旦商业税以及海关税都得以征收，说到底都主要是从经商的官员那里收税，这是与官争利，与儒生和士绅争利，所以遭到儒生和文官的一致反对，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有这种场面并不足奇怪，比起这些谩骂之声，杨峥更注重的是报纸的头版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文章很短，却是字字锵锵有力，让诵读的杨峥忍不住一个字一个字的诵读出来：“异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农，农夫藜藿不饱，而大贾持其盈余，役使贫民。执政者患之，于是计其贮积，稍取奇羡，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过数万，少者仅万余，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驱之南亩。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扞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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