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姆斯丘奇的创新开始三年后，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有40万个铜币被存入银行，很快银行家们又想出了另一个创新，他们觉得这是开始发放贷款的好时机。
斯德哥尔摩银行开始将资金借贷给一些公司，为焦油、盐和糖类的存货融资，对于贵族而言，银行开始对各种有抵押的形式的贷款进行担保，土地是最为常见的抵押品，但是一些非常常规贷款出现了，比如一位妇女用银烛台借了2700个铜币，又或者贵族以个人或多人的名誉担保，借了一笔钱出去。
在一段时间内这套系统运行良好，贵族享受了价格低廉的信贷，而且他们的生活笔没有贷款前更舒适，商人能借到资金为未来投资，当商业繁荣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再依靠自由储蓄扩大业务，而是通过斯德哥尔摩银行，靠他人的储蓄来达到扩张的目的。
但实际上银行里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多钱，或者说是铜币，但是帕姆斯丘奇可以继续印刷票据，持有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赎回瑞典圆。
如果中国宋代的人们看到了，肯定会知道这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人觉得不妥。17世纪60年代的瑞典纸币非常风靡，连帕姆斯丘奇印制纸币的速度都显得滞后了，纸币很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和威尼斯进行交易。
由于瑞典纸币无需以铜的持有量作为支持，银行迅速扩大贷款并且开设了很多支行，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663年，一个储户告知银行他要取1万瑞典圆，而这时银行金库里只有4000瑞典圆了。
随着“银行不能按时偿付储户”、“即将倒闭”、“银行在隐藏一些事实”等传言开始流传开来，银行进一步失去信用，斯德哥尔摩银行的票据开始折扣交易，这使得人们更想取回他们的钱，银行的噩梦——挤兑发生了，接着突然之间纸币不如从前值钱了，人们要花更多的纸币才能买回和从前一样多的鲱鱼、木材。政府对此也越发担忧，并命令帕姆斯丘奇收回贷款，这样银行可以支付储户。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瑞典总理首先反对，因为他或者说是瑞典皇室、政府是银行最大的借款者。经过一番争论后，国会决定暂不解散银行，收回一部分贷款，这并没有起积极效果，那些习惯了借款维持运营的企业无法获得贷款，严重的经济衰退随之而来。
当杜尔到处借款，让纽约银行股价暴涨的时候，有几个利文斯顿家族的成员希望股价下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纽约银行存款中大量提取黄金和白银，这个量足够达到影响储备金了。此时的纽约银行还不敢超发银行券，总之他们开始回收贷款，换句话说他们启动了一轮信用收缩，利率飙升到日息1%。
这对杜尔和借款给他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审计查出杜尔负责的财务部账户上少了23.8万美元，汉密尔顿曾经让杜尔收拾自己的烂摊子，现在只好下令财政部起诉杜尔这笔款项。
杜尔想要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那些几周前还恨不得把钱扔给他的人现在连一分钱都不借给他，最终股票泡沫破裂了，杜尔的破产传染给了纽约其他人，他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倒下了。这次投机者的损失总值500万美元，相当于纽约的房地产总值。
纽约四面被海水包围，在最早的时候纽约的居民从井里打水，有些是私人挖的，有些是政府挖的，但是到了18世纪末这些井被废弃物和日益增加的城市污水所污染，富人能买得起水贩从城外运进来的饮用水，但是其他人只好听天由命，伤寒、霍乱日益肆虐。
纽约市的政府官员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水问题，纽约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于是1796年，约瑟夫·布朗医生建议市政委员会向州议会申请建立一家自来水公司，布朗恰好是纽约州医院亚伦·伯尔的妹夫，他想要建立一家由他能控制或至少能施加影响力的银行。
不过伯尔混乱的财务让他无法从汉密尔顿那里获得银行执照，于是他想出了利用自来水公司实际上允许这家公司开办银行的授权许可。
这个条款藏得很深，总之精明的汉密尔顿被骗过了，伯尔很快成立了一家银行，但是自来水却完全不见踪影，最后经过百般折腾才建立了一个简陋的供水系统，通过大概25英里的木质管道为千家万户供水，为了防腐里里外外都被涂上了厚厚的焦油。
它从来没有干净又卫生过，当然这个公司也从来没有吧心思真正放在水务上。1800年亚伦·伯尔参加了总统选举，但是他并不像亨利·肖那样举办晚会筹集选举资金，而是从水务公司贷款，那一年他成了副总统。
目前美国的首都在华盛顿，不过杰斐逊却是支持纽约作为首都的，为了首都选址的问题，其实在美国建国之前，纽约就很繁荣了，再有就是费城，也有很多商业中心，这两座城市都当过美国的首都，甚至费城还有铸币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曾经为首都选址的问题有过争执，也正是因为杰斐逊同意将首都从纽约迁往弗吉尼亚州境内，杰斐逊才同意支持汉密尔顿建立美国国家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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