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壁虎、蝾螈等动物，为了生存会将尾巴断了，即便是腿也能重新再生。普鲁士丢掉了西莱茵地区就像蝾螈断尾一样，让拿破仑被奥地利拖住，接着便有了在东方放手行事的机会，从1792年开始普鲁士和俄国就在谋划再次瓜分波兰了。
塔列朗在柏林可没闲着，他手下的写手写了一本小册子《德意志爱国者信札》，里面的内容真假相杂、极难辨认，写手用了雄辩的语言描述了奥地利对神圣罗马帝国所犯下的长期罪行，激励所有“明智的”德意志人奋起推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
普鲁士是个可以自由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或者说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法国多个党派的外交方针这一次似乎有了共同的目标，不论是如西耶斯所想的那样三家瓜分奥地利，又或者是拿破仑所预谋的激化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矛盾，寻机干涉西里西亚问题，都围绕着普鲁士、波兰与俄国。
本来这些都和位于西方的比利时没有关系，但是奥地利征兵的时候会带走很多比利时人，神父们也跟着去了，一旦奥地利战败，士兵被俘虏，牧师则会面对虔信派。
条顿骑士是武力传教的，虔信派文明很多，虔信派所宣讲的谦逊、严于律己、强调公共需求和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战斗牧师”们能用的思想“武器”便是“战争孤儿院”。
士兵的子女很容易被忽视，又很容易走上失足的道路，为了保证他们能接受教育，需要有一批经过正规培训、积极上进的教师资源，哈勒甚至创办了师范学校，这和神学院的作用是相当的。但普鲁士师范学校里不再教授拉丁语，而是意第绪语，那是一种古老的西日耳曼语支，通常由希伯来字母书写，也就是说这些虔信派在说服犹太人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撒亚。
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是自己给自己加冕的，在他加冕前设计了一款代表最高荣誉的“黑鹰勋章”，上面有拉丁文的铭文“suum cuique”，直译的意思是“各得其所”，用德文翻译则是“各尽其职”。从国王到臣民，每一个过敏都被国家份派了必须却是贯彻的任务，同时每一个“等级”有分别承担起不同的责任，大家都必须勤奋不懈，就像普鲁士国歌唱的“让我勤奋得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依据我在您旨意下所处的位置”。
外人觉得这种社会体制难以忍受，但它其实运作得相当顺畅，而且接连的辉煌战果提高了军中农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算战死了60%的人口他们还是没有丧失对国王的信任。
这件事本来教皇该管一管的，不过庇护七世的“首要目标”是拿破仑和法国。
普鲁士也没有“土财主”，乡村容克和农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共生关系，就比如乔治安娜听说的那位凯泽夫人，她为了让当地人接受自己把姓氏都改了。与之对比的是他国的“敲骨吸髓”者，普鲁士的佃农制度比波兰的农奴制度要温和得多，容克贵族军官与农民士兵的关系就像是骑士和雇从，扩张的过程中骑士得到庄园，雇从得到农舍，诚然农民必须加倍工作，但多生几个孩子就可以将繁重的劳作给分摊了。
法国也存在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尤其是农村，乔治安娜还记得自己立过愿，要让乡下女人找到丈夫，她还怂恿过退伍的士兵“一夫多妻”，现在她后悔得恨不得把自己的腿打断。
拿破仑看不起以前的督政，有很大原因是他自己辉煌的战果和低战损，跟着他的士兵大多数能活着回来，不过这些人很难再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去了。
巴黎有很多流浪汉，已经形成了治安问题，她一直认为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1378年佛路伦萨暴动里，后来跟着米凯莱去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的公民，他们的家就在佛路伦萨，那些庶民烧的是他们的房子，抢的是他们的财产，甚至伤害了他们的家人，动手的时候就不会心存同情了。
法国法律规定了已婚男性不在征兵对象里，普鲁士则有“自由选择”的权力，腓特烈一世划出了很多“募兵区”，城市居民基本上不会被征召入伍，一开始此事完全让人感觉不到，到了后来随着战争加剧，每个“募兵区”都摊派了新兵员额后，问题就出现了。
后来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倒霉鬼虽然会被打个半死，但接着又被调养得健健康康，以便有办法继续服役，因为他们实在太宝贵了，不可以被枪毙。而按照腓特烈一世写下的，“出于恐惧而扔掉武器”的士兵将面临枪毙，为敌方当佣工被发现的普鲁士臣民将被枪毙。巴塞尔条约签订后德意志北部在普鲁士的保护下保持中立，于是许多德意志北部地区加入了普鲁士中立集团。
这一切“成果”看似丰硕，却让普鲁士处于孤立状态，因为他不论与哪个欧洲国家结盟，最终基本上都会舍弃盟友，这使得普鲁士不得不面对不扩张就退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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