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有一尊撒尿小男孩的铜像，他的名字叫于廉。有关于于廉的传说有很多，其中最着名的是当敌人在进攻布鲁塞尔时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抗，敌人撤退时点燃了火药导火线，企图将整座城市化为灰烬，一个小男孩看到了，急中生智下，对准导火线撒了尿，整座城市和人民的安全都得到了保障。
从此于廉就成了布鲁塞尔的小英雄，后来变成了整个比利时的英雄。这尊铜像同时也是喷泉，平时喷的是水，到了特定的节日则会喷啤酒或红酒，人们还争抢着接着喝……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既然找不到人投资疏通运河，那就只有奥斯滕德和布鲁日当地居民自己集资了，每喝一杯啤酒就相当于为疏通运河捐了半个便士，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喝。不过从当地的画里可以看到，很多画家会到酒馆去寻找灵感，而且酒馆也是当地重要的社交场所。
英国人也想插手比利时的啤酒生意，但伦敦的大啤酒商们更愿意直接将啤酒卖到比利时，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多此一举，将酿造啤酒的材料运到比利时来。
在伦敦有11家啤酒商组成的联盟，他们几乎垄断了整个伦敦及几大城市的啤酒市场，乡下还有一些私人啤酒作坊，但多半只供当地人饮用，完全无法与这11家啤酒商竞争。
融资、扩大生产、机械化、高效、达到利润最大化。然而比利时人对啤酒就像对待巧克力一样，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巧克力艺术家，这已经不是一种产业，而是一门艺术，不只是口感，连包装和模具都要赏心悦目。
如果买了英国的啤酒，那么硬币当然被英国人赚走了，法国人在海关扣一点关税，但比利时人从中得到了什么？
买自己产的啤酒则可以将税收用于疏通运河、修建公路，价格可能会比英国啤酒贵一些，顾客可以自己选择。
航运可以从中得利，法国农民的粮食有了销路，可以扩大生产，比利时种植甜菜后生产的甜食可以运往法国，而且甜菜制糖后剩下的残渣可以作为动物的饲料，这样就形成了双向循环。
《梅休因条约》看似让葡萄牙得利，实际上在这笔贸易之中，葡萄牙人提供了流动资金，也就是他们从南美得到的白银，启动项目需要基础建设，不论是修厂房还是公路都是法国人说了算，大概会通过指定买国债的方式让那些从奥地利人手里平价兑换的富人们买一些，这个体系大概如此，拿破仑新修的堡垒既是屯兵的地方，也是海关，当然法国人不会像都柏林一样用税金修一座“税收宫殿”，可能修堡垒引起国内的抗议声还要小一些。
《英爱联合法案》是盘旋在都柏林上空的一个怪物，如果法案顺利实施了，都柏林将会被撕成碎片，成为一个衰落、贫穷、破碎的省级首府，即便比斯福特修了新的海关大楼，也只是个外强中干的废墟。
能当上爱尔兰议会议员的基本上都会有钱人，他们去了伦敦当议员就是将有钱人迁走了，他们会放弃现有房产，导致房价和地价下跌，紧接着围绕着他们消费而生活的人们，造马车的、做家具的、杂货商都会失业，届时都柏林会成为一片荒漠，而留在爱尔兰的食糖商人、印染厂主、五金匠人则仅仅因为18世纪90年代战后进口税上升带来的保护，在与英国商品的竞争中获得了爱尔兰市场的些微优势。
但是反对联合的人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首先发起起诉联合倡议的来自律师界，至少一半的反联合手册都来自于他们。另外还有一些参与了镇压叛乱的人，还有爱国辉格党人，在联合法案执行的头几个星期里，议会到处都是呐喊声。
天主教的教牧人员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总督康沃利斯也坚信天主教在中间的中立作用，但市政厅的反对党态度异常坚决。不过他们的抗议和1792年新教徒占主要议席，振臂一呼的情形不同，1793年解放法案让市政厅和工会接受天主教徒，他们又因为大主教的关系采取温和态度，最终联合法案还是在1801年1月1日生效了。而天主教徒们所期望的在联合后全面解放的期望在几周内就被打碎，因为乔治三世对此明确反对，皮特不堪压力立刻辞职，康沃利斯及首席大臣紧随其后。但特洛伊大主教却没有因为事情的结局遭到任何攻击，继续留在都柏林主持事务。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都柏林就在大建教堂，富裕的天主教专业人员也在激增。城里和乡下爱尔兰人协会志愿者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力量，有相当多人参加了美国战争，他们曾经前往美国，“保护”当地的爱尔兰人，于是相信美国人那套办法，反正现在的爱尔兰是一个没有骑兵护卫，无论如何都感觉不到安全的地方。而有了骑兵护卫的埃奇沃斯镇也没有得到安宁，反倒是理查德·埃奇沃斯在举行完结婚仪式回家的路上收到了一个致命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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