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亲奴派神职人员征引《圣经》以证明奴隶制的正当性，有了上帝做靠山，奴隶制也就有了压倒一切的道德优势，自然南方也就没有“人人平等”了。
上帝让一些人为王，一些人为男女主人，一些人做商人和劳动者，其他人做仆人和奴隶，这是传教士们为社会不平等和等级制进行辩说的。南方种植园的棉花要送到英国的工厂加工，南方的美国人与英国的关系比北方更为亲密，如果奴隶制都是道德的了，那世间还有什么邪恶的制度？
奴隶主们辩解道，奴隶制是一种仁慈的制度，圣经中的四个世界帝国也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征战，正是奴隶制拯救了战俘的生命。南方奴隶主不像北方资本家那么没日没夜地压榨劳工，如果奴隶遇到了一个好主人那个奴隶会过得比农民还要舒适。
在美洲大陆上有一种响尾蛇，它发出警告时会摇自己的尾巴，发出清脆的声音，它的响环每脱皮一次就会增加一个，刚生出来的响尾蛇只有一个响环，年龄越大响环越多，发出的声音也就越大，它与眼镜蛇一样都是毒蛇。
这样一来那个说人生来不平等牧师倒更像是魔鬼假扮的了。
推翻父权当然是恐怖的，需要一点点“冒犯”的行为，英国的罗伯特·菲尔默是《父权论》的作者，他说到：君主们就如同亚当一样，对于生灵有着绝对的权威。
对于国王的拥护者们来说，君主有着不可侵犯的权利，那是神授的君主制而来的。
当1688年“光荣革命”到来时，辉格党人需要一种政治理论，使得他们的革命政党合理，摆脱君权神授的观念，而趋向于这一种新思想的就是洛克所修改的契约论。
以前人们遇到昏君时只能无计可施，契约则要求国王们正当得行使统治，否则臣民就有权解除对他们的效忠。
17世纪之前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教皇才能解除效忠，因为教皇是尘世的代表，新教徒则认为他们能与教皇平等得共沐神恩，教皇也就失去了解除臣民对国王效忠的权力了，这也导致了教会对异端比异教徒打压得更狠了。
在《论反对暴君》里说，王权包含了两项契约，第一项契约时上帝为一方，人民和国王为一方，他们维系着上帝原来与他的选民所订立的古老契约，即摩西十诫，在第二项契约中国王向人民保证施行公正的统治，而人民则服从于他，因此国王们要受到契约的约束施行公正的统治，而臣民们则与上帝有约看守他们，使之统治公正，君主立宪要求国王在宪法上签字。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但他逃走的时候在桌上留下了一份声明，谴责制宪会议夺走了王室的权力。
从17世纪晚期起，上帝就已经从与人类的直接接触中抽身了，人们不再跟古代先知一样能听到它说什么，或者看到幻觉、神迹，而是隐藏了起来。
它成了设计师、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人们通过理解他创造的宇宙结构来明白它，这也是开普勒和伽利略所开创出来的奥妙无穷的结构法则。
也许艾萨克·牛顿并无自然神化的心，不过自然神化的决定性一步却起源于他，1692年的时候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问世六年了，但以新大陆和欧洲两年一次的接触速度，可能它并没有被普及。
把自然神化后就可以轻松得把教会给踢走了，君权神授就更没人信了。
牛顿揭示的是自然与上帝的和谐奥秘，可很多事并不是如设计初衷那样发展的，塞勒姆巫术审判一开始是揪出害人的巫师，恢复小镇的正常秩序，巫术指控反而成了秩序的威胁。
上一个对马萨诸塞湾的正常秩序构成威胁的是安妮·哈钦森，她出生在波士顿一个殷实的家庭，聪慧迷人，1634年随着丈夫来到马萨诸塞，与当地官员进行了激烈争辩，她认为马萨诸塞的神职人员并非“被神选中的人”，即那些曾经改变信仰的人，这种人无权担任神职，除了社区领袖约翰·科顿以及她的姐夫除外。
安妮挑战了当时妇女在清教徒中的地位，即服从、谨慎、谦虚、勤勉，她经常在波士顿的家中布道，在女性群体中出现了大批追随者，还吸引了一些商人、年轻人以及与殖民政府政见不一的人。
当时的马萨诸塞在温斯洛普总督的率领下正在扩张，康涅狄格河谷距离纽约其实不远了，只要英格兰那边一个命令，纽约就可以与纽泽西合并，马萨诸塞也可以和新罕布什尔合并，但国王却特许新罕布什尔成为独立的皇家殖民地，并且由国王指派总督。
马萨诸塞也想吞并普利茅斯、罗德岛、缅因，尤其是缅因，那是法国的地盘，想要占领需要军事行动，纽约一直避免军事行动带来的复杂局势，想要和平得挣钱，追随安妮的商人里很多事没有选举资格的，当哈钦森的影响力扩大，温斯洛普以异教徒的罪名对她进行审讯，将她定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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