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的人父是木匠约瑟，在圣皮埃尔大教堂里有加尔文曾经用过的椅子。
阿讷西距离日内瓦并不远，乔治安娜在为农民选择庇护所的路上顺便就来到了这里。
她不打算重新修一栋房子，这样太劳民伤财，与之相比还是直接在建筑物里面安装铜管要省时省力一些，原本教堂是很适合的地方，但是圣皮埃尔教堂看起来就像是个艺术品，在它的外墙上加铜管显得特别突兀。
路德对世人们说，赎罪卷只是一张毫无作用的纸，但是听进去的人少之又少，赎罪卷依旧大行其道，销售火爆。
原本平静、安宁的阿讷西小镇因为乔治安娜和亨利·配第勋爵的到来而变得沸腾起来，为了方便人们存取货币，一家意大利银行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临时办事处，那些旧的、不知道在私人金库里放了多久的货币变成了一张张汇票，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找高官购买道路的经营权了。
那么多金币变成了一张纸，很多人可能会接受不了，觉得它不实在，把钱存在银行里的好处有很多，它不用担心遭到火灾、抢劫及其他意外，银行倒闭除外。
尤其是在这盗匪横行的时候，匪徒连国库税金都敢抢，何况是普通商旅身上带的现钱。
汇票必须要到银行才能取出来，这就加大了犯罪者的风险，也就符合了威廉·配第政治经济学所提起的当违法者的成本大于其收益，就会谨慎行事的理论了。
交税是维持守法人的利益，阿尔卑斯山区盗匪很多，高官却不允许将军饷直接发给驻扎在山上的特技骑兵连，这么做等于是鼓励他们养私兵，必须要到巴黎转一圈后，才能把军饷发给那些士兵。
地方的军政和民政是必须分开的，否则就会和路易十四时期的领主们贵族们一样，一个个野心勃勃想要把国王推翻，然后自己戴上王冠。
黎萨留大主教下令将领主们的城堡和种马场给拆了，这固然让领主们没有办法再组织骑兵，也让法国的马政毁于一旦。
马本来是野生的，后来因为人的驯化而变成了家畜，在野外的时候，野马会用蹄子刨出冰雪覆盖下的青草食用，还会自己抵御狼群袭击，母马和幼驹每晚都聚在内部，外围由公马保护，直到天亮，家畜则要人为它们准备好一切。
马车做好了必须要牲口去拉，而且不能无限制得生产马车，因为内地并没有山区那么多牧草。
而且通行税也不能收太高，否则就会和利物浦的运河公司一样，利物浦人宁可修铁路另辟蹊径也不想被运河公司“拦路抢劫”。
将道路的经营权卖给私人就有可能遇到这种问题，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念，收税收得太高结果不知不觉成了“路霸”。
政府监管也不一定有用，这些通行税又不进官员自己的口袋，如果不是勃朗峰省几乎全体都从事运输业，他们也不会那么重视路况，就算路烂了也不会去管它。
这是法国人的风格，天性自由散漫，热衷于享受生活，指望他们有纪律感可能只能进部队，但就算是站队列也从来没有真正得笔直过，他们是不会和英国人一样那么喜欢挣钱的。
等乔治安娜和亨利·配第一走，这地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高官热衷于抓强盗，高官脾气好却没什么主见，要是她自己能留在阿讷西就好了。
亨利·配第提起廉价劳动力就想起东欧，其实那些囚犯也可以伐木，只要他们不被砍手就行。
在《飘》的故事里，南方的奴隶制瓦解后，斯佳丽找典狱长，让他给她一群囚犯为自己的木材厂干活。一群没有手的人固然不会再害人了，可是没有了手他们也无法从事劳动，他们以后要怎么活下去？
这就是19世纪初，穷人会因为偷一磅面包被绞死，并且还存在奴隶制，相比之下20世纪已经算是比较和平安逸的了。
人都应该给自己画一条底线，如果拿破仑支持奴隶制，并且还打算用猎狗弥补兵力不足的问题，她就会选择离开，她明白他现在急需一场胜利，夯实因为强行通过政教协定而不稳的统治权，让那些投资买国债的银行家们不至于亏得血本无归，但她不会帮着一个暴君助纣为虐。
什么都不说、不做是一种默许，一如葡萄牙人默许自己的移民拿起武器对抗荷兰人，拿破仑就算不下命令，这么一直沉默等于是默许罗尚博用残酷的手段获取胜利。
说不定这是个机会，她没自己想的那么能干，活到了快五十岁还不如一个壮游的年轻人。她还需要继续进修学习，是时候该和她的法兰西小情人说再见了。
也许等她一觉醒来睁开眼，她还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小木屋里，她还在和西弗勒斯准备去威尼斯度蜜月，但她已经不那么打算去那个地方了。
她怕自己又发白日梦，梦见自己在圣马可广场上的拿破仑翼楼里和修建它的人跳舞。
他老是邀约她与他合葬，那分明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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