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你的胆量真是让人佩服！”
教堂的神父名叫约瑟夫，很经典的一个洋人名字。
他年过不惑，年轻时随着前辈一起远渡重洋，来到这古老的东方传教，后来便一直留在这里。
所以他对于大清朝的风土人情的了解，不会比“土着”们少，甚至因为身份特殊，官绅、贫民，各个阶层他都有过接触。
尤其是某些“不可接触者”、社会边缘人，一般平常都不会去理会的人，他跟之前的杨乃武一样，都会不带偏见地去接触他们，对他们的诉求自然也就有一定的了解。
和杨乃武不一样的是，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传教，为了让这些人变成信徒，虽然他也不会强迫。
而两人的相识，也是偶然一起帮助了一家人，此后保持联系，逐渐熟络，甚至会就各自不同的思想进行交流，也算是“耶教”与“儒教”的一次小小碰撞。
“如果你指的是不畏强权，敢于与巡抚对抗，那你就是谬赞了。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如果不是背后有倚仗，怎么敢去冒犯巡抚大人？”
“总之，你的行事让我很佩服，可惜……”
约瑟夫摇摇头，他当然也没少试图来引导杨乃武信教，只是就算是先前的杨乃武，对于洋教都是敬谢不敏，何况是现在的李勇。
虽然他并不会去反对别人的宗教信仰，但他向来认为，自己信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但要带着别人一起信，多少就有些问题了。
所谓传教，其实很难不发展出诱导、诈骗乃至于暴力的事情来。
李勇自然不会在这个话题上继续，遂转而问道：“约瑟夫，那几个孩子的去处你都安排好了？”
说是不想去改变大局，但随手落下几颗闲子，对李勇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而且正因为是闲子，他也没有对他们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
他们的人生肯定是改变了，但是变好还是变坏，可就不好说了。
虽然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算是世界的中心了，可各种诱惑也层出不穷，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不迷失么？
谈到这个，约瑟夫却是脸色有些古怪道：“杨，你应该知道，你们的朝廷早就派过人去，但看起来效果好像不大……”
1871年，也就是同治十年，李鸿章和曾国藩曾联名向同治皇帝上书，提议让朝廷出钱送一些孩子去米国留学。
而实际上，早在清初就陆续有人前往欧洲留学了，不过那只是私人，而且多是受到传教士们的影响，相当于是去“朝圣”还愿。
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们回国的人中不少也开始传教，而且比起西洋传教士，他们的身份更为他们传播和影响民众提供了便利，这也算是洋教在国内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而此时正值洋务运动时期，在容闳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官派留学生应运而生。
可惜，这些人就算学有所成，且有心回来报效，也不会有多少任他们施展的舞台。
何况滔滔大势又岂是个别人能够改变得了的？
当然，李勇已经“预见”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结果。
根本原因是因为出发点就不对，洋务运动的本质还是要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目的则是维持和稳固清政府的统治。
可已经惹得天怒人怨、腐朽不堪的清政府还有什么好维护的？
这种事情更不是一两个有识之士就能够改变得了的，只有来一场翻天覆地、彻彻底底的葛明。
就像谭嗣同说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留学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想要在这片制度已经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建立新秩序，就必须要毁坏旧秩序，而这必然就要与那些旧秩序的维护者产生冲突，就必然要有人流血牺牲。
现在的清廷内斗都不休，变法派都未真正掌权，洋务运动即便有什么成果，也只会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
“效果不大，那是因为时间还不够。等到时间够了，时机也到了，自然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别的不说，就说去年第一批去米国留学的三十位幼童，其中就有中国铁路之父和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
约瑟夫毕竟看不到那么远，也无法体会李勇这话中的深意，不过他也不会与李勇争辩，只说道：“希望你说得有道理，我也希望这些孩子真能够学有所成归来。”
这倒是真心话，就算是那些技术都被学去了他也不怕，因为在传播技术的同时，也有助于思想的开化。
他只是个神父，只想着传教，至于那些政客、军人们的殖民思想，或许也有但不多。
大清的百姓们尚未开智，大多愚昧，对于外来事物接受不够，也自然对洋人视若洪水猛兽——虽然事实上也的确是，这对于他们的传教也是有很大阻碍的。
要不后来会出现义和团呢，矛盾其实是从很早就开始出现并积累下去的。
而这边正说着话，那边管家却找上门来，在教堂职员的引领下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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