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帝国的警察系统就很烂了，尤其是监狱系统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
弗兰茨知道过去的监狱极其黑暗，过去他的老师也给他讲过奥地利司法系统的混乱。
不过此时弗兰茨才发现当年那位法学教授讲的还是太保守了，几乎所有环节都有着猫腻。
付钱不但能够换到更好的牢房、更好的伙食，还能获得探视权，甚至是临时外出的权利。
1848年借着内战的时机弗兰茨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改革，那种纸面服刑的情况在奥地利帝国基本被杜绝。
因为当时关进去的很多都是重刑犯、政治犯，甚至战犯。而根据弗兰茨的临时法令为这些人提供方便视为共犯，很多不信邪的警察家族都被他彻底扫平。
这种明目张胆的风气才戛然而止，弗兰茨还进行了其他改革比如建立了分级制度和假释制度。
其实当时的监狱又称罪犯大学，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更无人在意，所以很多犯人都是集中关押的。
流浪汉和初犯的小偷往往会与抢劫犯、杀人犯、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明明是一个小偷或者流氓结果出来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一座监狱里关了几名能言善辩的政治犯，结果整座监狱的犯人都变成了政治犯。
意大利爱国诗人、剧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在《我的监狱》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初犯的少年是如何一步步被监牢里的恶人们疯子们培养成怪物的。
不光是那个懵懂少年，就连他都学会了溜门撬锁。
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说过。
“在监狱中唯一能学到的只有堕落。”
不管是哪一种人，对于想要将其纠正或者纳入管控的人来说监狱都是对其的全面加强。
假释制度则是对于轻刑犯和垂死犯人的一种照拂，算是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至于重刑犯。不好意思，这个时代重刑犯在奥地利帝国唯一的救赎就是去殖民地或者战场上寻求新生。
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条件，奥地利帝国还不具备改造感化重刑犯的能力。
与其拿其他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冒险，倒不如直接装进笼子里或者让其服苦役也算是将其交给了专业人士。
这是由十九世纪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没有监控，没有专业的警务人员全程跟踪贸然将重刑犯释放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个不太准确的数据，在十八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法国重刑犯出狱再犯的几率高达70%。
咋一听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实际上重刑犯的刑期通常都很长，等到出狱通常都已经四五十岁。
试想一下一个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且只会逞凶斗狠、偷抢拐骗，在监狱里积攒了一身怨气的中年人他出狱之后会做什么？能做什么？
所以当时重刑主义才会占据主流，因为他们见到的例子都是那些本就十分凶悍的犯人在出狱之后变得更加凶残。
罪犯们不但不会改过自新，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与其将其外放随机迫害无辜之人倒不如将其彻底解决以绝后患。
来自后世的弗兰茨并没有那么疯狂，他觉得让那些重刑犯服苦役一边补偿被害人的家庭为自己赎罪，一边支付自己坐牢的费用比较合理。
肯定会有人有疑问，那些重刑犯怎么可能乖乖干活？
弗兰茨只能说现代人还是对古代的监工不太了解，别说是什么恶人就算是野兽和牲口也得乖乖听话。
什么窝心脚、火龙果只是等闲，皮鞭沾盐水才是常态。
除了这些物理攻击以外还有精神攻击，很多人都把“关禁闭”这三个字想的太简单了。
很多关于监狱的电影中都是囚犯故意殴打狱警进入禁闭室，然后里应外合一起越狱。
实际上那些电影中的禁闭室不应该叫禁闭室，而是应该叫普通牢房。
真的禁闭室通常只有2-3个平方，人在里面只能站着或者躺着。
而十九世纪的那些监狱中禁闭室通常只有1.5平方米，甚至会故意将高度压低，关在里面的人根本站不起来只能蜷缩成一团。
这种地方别说关七天，能撑过三天就算是好汉了。挺过七天依然能生龙活虎，那简直就是超人。
当然禁闭室这种在现代让人闻风丧胆的刑法在十九世纪不过是开胃菜而已。
除了禁闭室还有拘束床，这种床其实和按摩床有点像，不过开口是在下面而已。
类似的场景可以查考科学怪人，罪犯被铁箍皮带完全固定在床上，吃喝拉撒只能在床上进行，浑身能动的地方就只有眼睛和嘴。
这种其实已经算是可以要命的惩罚方式了，因为人在拘束床上躺久了真的会得褥疮。
在此之上还有很多酷刑，就算真有人意志如钢铁，他的身体也受不了。
在奥地利帝国的重刑犯除非在苦役营中表现出色，在有人担保的情况下才能去殖民地或者是战场上赎罪。
具体情况要视其罪过大小而定，不过他们能活着完成赎罪的几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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