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列克提之战（中篇小说）张宝同
“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可是，几天之后，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非常不愿意参加，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可是，我又不能回绝，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不是苏军的战俘。
因为我要参加，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如山呼海啸。
我上到了主席台上，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被俘’一词被改成了绑架。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当我做完报告，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可是，会后，我就在想，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
之后，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开始，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结结巴巴地念着，到后来，我都不用看稿，就能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英雄’的感觉。
本来，在我被俘之后，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我全家悲痛欲绝，我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1969年却打仗死了，好歹是个烈士，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
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可是，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因为我人没死，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好在人还活着，钱就不是问题。所以，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
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拍’地一立正，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把我爹称为‘英雄的父亲’。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
10月1日，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那天下午，我刚做完报告，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袁国孝，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可我还是普通一兵。’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我问他以后啥办。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了烈士陵园，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牺牲了25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岁。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我也被记为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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