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年4月11日，在明国方面最后通牒下达的第八日晨，明葡双方正式开战。
站在关闸前，看到刁斗森严的景象，澳门市议会书记官安德拉德不由得长叹一口气。
他是作为最后的使节，来到两军阵前领取开战文书的。
此刻，昔日繁华的莲花茎关闸门前，已然变得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背着枪，穿着短衣短裤的明国士兵。关闸周边架设起了铁丝网、鹿角、以及沙袋垒起来的圆形据点。
附近原本茂盛的植被也被清理一空，露出了平整的土地，青黑色一片，仿佛预示着不详即将来临。
作为最后的使者，安德拉德这一次压根就没有见到任何明国官员——无论穿着长袍的传统官僚还是某位伯爵手下留着短发的官员。
而把文书交给安德拉德的，只是一个冷着脸，戴着大檐帽的低级军官而已。
微微低头保持了一个贵族应有的礼节后，接过文书的安德拉德，带着从人转身往来时的马车方向走去。
上车，伸手拉上有着漂亮玻璃窗的雕花车门，安德拉德对两个从人说道：“先生们，漫长艰苦的战事不可避免，如果要我说的话。将你们看到的都带回去吧，总督大人在等着你们。”
安德拉德此来，除了履行开战手续之外，刺探军情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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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以及之前的几千年和之后的几百年间，拥有坚固堡垒的一方，在战略上的优势是很难撼动的。
古代的攻城战，几千年来，进攻一方花费十倍的资源和二十倍的士兵，再拥有成年累月的时间，去攻打坚城的战例很多很多。人们或许以为战争都是“攻城略地”，然而在悠久的历史中，更多的是各种乌龟流让敌方铩羽而归的实例。
中古时代的欧洲的领主，依靠家族传承的城堡，就可以控制领民从罗马帝国一直到工业大革命时期。
哪怕是在热兵器已经开始普及的后世，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和二战中的布列斯特要塞，依旧在诉说着坚城对战争不可或缺的影响：所谓的围困，只要时间一长，进攻者的军队是一定会产生各种霍乱痢疾梅毒瘟疫的，这是所有守城者的大杀器。
而在17世纪这个殖民时代，坚固的据点或者堡垒，更是保证殖民活动的核心要义。
只需要在随便什么地方修建一座堡垒，架设好火绳枪，再来几门炮，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和土着做生意了......堡垒是交易中心，也是可以有效防范土着和同为殖民者的各国流氓觊觎攻打的庇护所。
殖民者在世界各地修建的堡垒，面对大批土着围攻几乎是家常便饭，土着人数少于十倍都不好意思出门。远得不说，近在眼前的，就是荷兰人在巴达维亚被土着帝国围攻。历史上科恩总督就是在围城期得了痢疾而死亡，然而土着面对坚城，最终还是铩羽而归。
郑大木同志之所以能名留史册成为民族英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下了荷兰人修筑在台湾的热兰遮城。然而后世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郑大木当时率领大军，是在军力有巨大优势（3万+）的情况下，整整围困了热兰遮城一年时间，直到城里的荷兰佬（1000+）弹尽粮绝后，才出城和平签署了投降条约。
换句话说，如果荷兰佬有充足的补给，面对二十倍以上的郑军，是完全可以继续耗下去的——这本来就是堡垒存在的意义。
要知道在明国以外的地区，各国殖民者们无时无刻不在互相厮杀的，这其中真正能硬打下对方据点的战役寥寥无几。相比之下，殖民者因为各种传染病和土着的封锁，而不得不主动放弃某处据点的情况，反而要大大多于正面战争。
事实上，一直以来关于堡垒在非洲海岸和南北美，以及印度等等地区无数次的防御经验，才是促成澳门葡萄牙人最终决定硬来的真正依仗。
在澳门的葡人高层看来，凭借着城周的几座炮台，以及澳门城本身的城防，是完全有可能阻挡敌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会很长，长到足以令对手的军队产生流行性疾病而失去战斗力......明国湿热的南方一定会出现这种局面的。
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坐下来，签署一份体面的“商贸”协议了。
本着这个战略思想，今天随同安德拉德前来领取战书的两个随从，其实是总督大人专门派来的葡人正规军官。这两位军官之前都在葡萄牙不同殖民点服过役，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
他们今天主要观察的目标，是明军的战备情况，不过结局显然不会令葡萄牙人高兴。
就这一路看到的情况来说，除了意料中的大批军人之外，另一处症状也从侧面显示出了葡人最害怕的长期战争的迹象：工地。
就在他们来时的路旁，有大批民工从一早起就开始了作业。虽说截止安德拉德他们离开时，还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工程，但无论是什么工程，这都代表着明国官府调动了比想象中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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