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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是开恩科，施恩天下。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一扫天下腥膻，对于这大明来说，这才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开恩科，反倒是退居其次了。
“至、至于三……”
言道着社学时兴时衰的原因，王夫之颇有些苦涩的回答道。
“在世人皆以科举晋身仕途前提下，百姓送子弟识字读书就是想走一条简单快捷的科举入仕之路．在这方面，一些有科村熟家熟的教师就要优于社师，所以人们更愿意送子弟到村塾家熟中去读书，而不是只教读写算礼仪的社学。而且于民间不少贫民子弟既无财力更无迫切需要去社学就读。而这正是社学衰落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的回答，让朱明忠颇以为然的点点头，听着教室中孩童们朗读声，他笑着说道。
“确实如此，这社学之中，既不教八股，也不教经书，教的是礼射书数之法“一习书，依名人发帖，日五百字以上，一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这样的地方，自然教不出举人进士，自然也就不受百姓欢迎了！”
于私熟、村熟之中以经学、八股为重不同，早在洪武时期就已经规定的了社学学习的内容，读写算是基础，再就是习礼、知法，前者尚不足为其，毕竟学校的目的千百年来都有“习礼”一说，但是“知法”却是明的社学教育内容的最大的特点，学习政府颁布的法令，知晓法律章程。这种普法教育甚至领先于21世纪的中国——因为这种习法，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社学中的法律教育内容不只限于《大诰》，还包括明朝所有的律令。而他们之所以“兼读律令”，并不是为了培养朝廷的顺民，因为知法的百姓不可能是顺民，知法的百姓对于官府来说是麻烦，他们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也是后世基层干部口中所说的“百姓知法维权意识强，工作不好干”的原因。
百姓知法，而官府不敢违法，百姓不知法，官府才能无所顾忌的鱼肉百姓。明朝社学教育中“兼读律令”培养出来的是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百姓，而不是顺民。这也是明代多“民变”的原因，因为百姓会在官府违法时用法律保护自己，当然他们往往选择以“民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意愿，这种“民变”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以百姓胜利而告终，当然到了满清，面对衙门前散步的“民变”，他们直截了当的选择了屠刀。
现在，随着大明的中兴，这种领先于时代的普法教育，当然被朱明忠沿用了下来。现在的社学之中，同样也要“兼读律令”。
除非了识字、习礼、知法之外，还有就是伦理道德、诗歌、礼乐的学习，当然再就是算术，通晓《九章算术》，按照朱明忠对明朝社学的了解，读了七年的社学之后，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教育程度应该相当于初中阶段的学生。当然，他们没有学习地理、化学、物理，可即便是如此，在17世纪，或者说14-17世纪之间，大明上下拥有千百万等同于初中教育阶段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奇迹。
而现在，朱明忠所希望的就是复制这个奇迹。
毕竟，相比于专注于八股、经书的士子，这些熟读经书，能作诗、作文，算是“粗通文墨”，粗通《九章算术》的学生，才是朱明忠所需要的“大明人”，这些人更容易受“实学”的影响，更容易接受现代科学。
当然，没有人知道，朱明忠真正的想法，对于外界来说，“欲扫尽天下腥膻，非得大兴社会不可，大兴社学为今日之要。”，但是并没有人知道，这社学的背后，是朱明忠“蓄谋已久的阴谋”。甚至可以说是和欧洲的“宗教改革”相类似的一个阴谋，只不过，这个阴谋被掩于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借口之中。
不过在推行社学的过程中，朱明忠同样也看到社学的不足，比如它像私熟一样，不分班，所有的学生混居一堂共同学习，这一点就不符合教育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如此，当然是与社师数量有限有根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资金。
想要改进社学，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而投入更多的资金，意味着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士林的反弹，而这种反弹随之而来的，还有要求恢复科举的呼声。
现在不仅民间有要求恢复科举的呼声，朝廷内部同样也是如此。但是朱明忠本人，并没有恢复科举制的意愿，之所以建立书院以及专门学校，并建立毕业后考试录用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为了科举制。
“现在，在朝中，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朕会愿意投资巨资兴办社学，但在科考一事上，却是斤斤计较。”
见陛下终于提到了“科考”，王夫之立即全神贯注的倾听着。
“因为决定我大明将来的，绝不会是区区万余士子，想我大明立国近三百年，一共取了多少进士？不过区区两万四千余人，而我大明又有多少人？这些人中，又有多人有机会参加乡试成为秀才？有多少人有机会进入府学、进入太学？可谓是寥寥无几，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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