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条件来说，如今的方药医学显然远昌明于外科手术，即便是《外科正宗》也是强调手术与药剂平衡。然而从军医角度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
同样是腿部感染，如果让喻昌这样的大国医来治疗，或许真能将人治好，但消耗的成本却极高昂，不可能每个士兵都得到这样的待遇。
反之，若是有足够的人手熟悉截肢手术，虽然会让这个士兵失去肢体，但保住性命的概率大大增加。在朱慈烺眼中，残疾军人也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但尸体的作用就有限得很了。
在医学领域，明朝仍旧是领先世界的。
当前西方医学主流是三个学派，一是将人的身体视作机器，幻想着哪个零件有问题就更换哪里。他们被称作机械物理派医学，在这个时代无疑只是一群癔症病人。
二是受化学学科形成影响而产生的化学派医学。譬如海尔蒙特就认为生命活动完全是发酵的作用；威廉斯则说生命活动的根源是一种“灵气”，“灵气”是一种经过蒸馏作用而生成的体液。就连化学都仍旧是炼金术笼罩下的影子，这些基于化学的医学，无疑更像炼金术。
第三类则是超自然的活力论。他们将人体的生理活动归结于超自然力量，比如天主上帝。这种思想无疑是中世纪的残余，即便是普通的大明百姓都未必会相信。
前两类医学流派成为了后世西方医学的先驱。事实上西方基本可以说没有医学，他们有的只是物理和化学。一切医学的进步，本质上只是物理、化学工具的进步。
在没有近乎科幻的技术工具辅助下，西方医生只会放血和灌肠，真正能治病的还是凯尔特、吉普赛、阿拉伯人留给他们的草药，完全没有可借鉴的地方。
朱慈烺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很难理解“宁要某家的草，不要谁家的苗”诸如此类思维方式。他也不是一个学者，没有空暇和闲情去验证中医是否科学。既然吃了上千年的验方、成药、急救手段仍起作用，那就让他继续起作用去。
而且中医发展至今，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明朝的医生在前辈的基础上，斧正改良颇多，并非一味因循。从喻昌开始，医学教育和治疗体系进一步严谨、规范、制度。有深厚的根系，又有健康的苗芽，谁能说未来的中医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流？
……
“殿下？”刘若愚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通报道。
“说。”朱慈烺抬起头，放下笔，活动了一下手腕。
“今日出警的侍卫，杀了通政司的一个知事。”
朱慈烺轻轻撇了撇嘴，问道：“知事？这点小事也要跟我说么？我早就下过令旨，有不从号令者格杀勿论。一个七品小官敢跟我叫板，不死还等什么？”
“殿下，”刘若愚道，“此贼要私逃外出，死不足惜，不过到底是朝廷命官，无罪而斩，恐怕不好向皇爷交代。”
“呵呵呵，”朱慈烺忍不住笑道，“你忘了袁崇焕的事？”
崇祯皇帝被史书画成了一个怯懦、多疑、刻薄、让手下背黑锅的人物。去年陈新甲的被杀就是铁证。然而没有一个文臣史官愿意全面地看一眼崇祯皇帝的心路历程。这个胸怀小清新的文艺青年，最初是很敢于任事，承担责任，用人不疑的。
甚至到了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地步。
比如袁崇焕杀毛文龙。
后世常有人为毛都督叫屈，责怪袁崇焕自坏国家干城。
事实上，崇祯皇帝在拿到了袁崇焕的请罪奏疏时，气愤得将御案上的笔墨纸砚一把捋落地上，破口大骂。结果呢，因为信任袁崇焕，为了不让辽东产生大的动荡，崇祯只能捏着鼻子认了，顺便还把这个黑锅自己背了。
毛文龙是谁？那是崇祯视作干城能将的正一品大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宝剑的平辽总兵官。
一个七品的知事，与一镇强藩，孰轻孰重？
一个擅杀的外臣，与东宫太子，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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