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使王卜鸣确实很忙。
当他至泉州的同安港，接到已种至一个大瓦缸里的那根番薯茎之前，已发送十余艘货船、价值三百万两银子的货物至安南；并且恰好接到那大瓦缸内的番薯茎，便连夜折返福州。三日后回到福州，屁股未坐稳，便将这大瓦缸拿回至公朱菁所住的福州富商所提供的幽静院落。
公主朱菁大喜，马上安排下人将这瓦缸抬下去，找府内种过庄稼之人继续伺弄。
古往今来，长存于炎黄子孙血脉之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执念便是种植，再便是：种的东西能吃吗？任何一种动、植物，第一反应便是：这东西能吃吗？怎么做才更好吃！种那些花花草草，好看而已，能吃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这便是炎黄子孙们的最质朴的“有用论”----学以致用。
而建立于学以致用，“实践出真知”，以外部的经验造就成的意见，这一传统实在太强大！因而成为东西方文化思辩方式的不同。如来自希腊形式的逻辑体系，演变到文艺复兴时代通过系统实验，找出因果关系。即无用的知识可以成为知识。
而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容易看成是废话的演绎推理，保真推理。例如大前提：人皆有一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那么便得出结论：苏格拉底会死。这是一个永恒正确的推理，看似廉价无聊的诡辩，其实是永恒正确。
因为我们的祖先不重视演绎科学，这不关乎治理水平，文字形态和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计。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老子的“智”与庄子的“慧”，是炎黄子孙走向与西方不同的人文发展的道路。
希腊的演绎科学演绎出的数学哲学，这是理性科学；希腊之后的基督教发展起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进行数理实验，实现了从理性自由至意志自由。在理性科学中，世界图景是数学化、时间化、空间化与机械化的。“把宇宙作为一个世大的机械钏表，这个大钟由上帝制造和驱动，所有轮子尽可能和谐运行”。
科学的目的一度在寻找这样的机制，即宏观还原成微观，整体还原为局部，寻找这种不可直接观察的机制。复杂还原为简单，实际是强调简单性原则，即一切自然现象可以割断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被孤立起来进行专门化、专业化分析。
虽然炎黄子孙的文化之中没有出现理性科学，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数理实验科学”，但是有博物学。炎黄子孙善于记事，对事物分门别类，发掘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善于对本质道理进行抽象演绎，因而在研究自然界的事物时采取主要是志、史的方法而不是思辨推理的方法。
以数学为例，自然知识中没有显着的数学化特征。数学本质是算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之上，算术完他服务于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的实用技术，没有独立知识的地位，即有术无学。算法关联特定生活场景，数学无法摆脱使用需求而独立发展，如此一来，如何会凭空诞生现代数学！
现代科学把质还原为量、宏观还原成微观、整体还原为局部，物质能量层层切割分解下来，便是量子物理的世界。量子力学中，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
而在古老东方世界观中，“道可道，非常道”，万事万物都是时间与空间中的有限存在，而“道”却被预凤为时间与空间中的无限存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便令人想起DNA----这个令人惊讶的神奇的持久性的存在！它是永恒自在的实体，又是经验世界中，万事万物生命体的原因和根据。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于中、西医，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西医来看，中医是不科学的。但自古以来，与中华民族的敷衍生息相伴而生的中医，一言而定，却是何等地武断！
西医固然能把病人的病情搞得明明白白，但他们在治疗方法上，一般只注重这个脏器、这个系统的疾病，而忽视人是一个整体，忽视人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脏器都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互相关连的。中医的“四诊八纲”和脏腑学说就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医的温病学、经络学是世界医学中独一无二的。
有句话将中西医总结得很好：中医让你糊里糊涂地活，西医让你明明白白地死。
这便是中西医的差异，亦为中西方文化的区别！
但博采众家所长，纳为己用，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这却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按《周易》八八六十四卦象，任一卦象均有利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却是将辩证法发扬到极至，而唯一没有一弊端的卦象却是“谦”卦：
“鸣谦，利用行师邑国。
不富已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无不利。为谦。
劳谦，君子有终，吉。
鸣谦，贞吉。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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