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儒学制国，结果国家不但没有强盛，反而很快被灭。
西汉武帝以前，没有实行儒学，实行了黄老学，国家逐渐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为了对付匈奴，采用了加强集权，这个时候儒教替汉武帝做出了思想理论上面的行动依据，然后儒教渐渐兴盛，而伴随着代表着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儒教士族集团兴起，汉代也渐渐的衰落，直至当下的乱局……
再往后，在唐朝初期，九品制度被废除，儒家学派被削弱，国家再度强盛。
宋朝，因为担心黄袍加身的再次上演，对于武饶打压达到了新高度，儒家学派便借这个机会卷土重来，法家、兵家被削弱，国家对外极其软弱，对内则全力维护君权，打压贫民，无视社会变革，抑制商业经贸发展，企图再度回到上古的农经济当郑到了南宋，儒家更是加强，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宋朝的灭亡可以是儒家制国失败的经典案例，明朝也是如此，儒家学派再次加强，所以……
至于清朝，儒教为了迎合统治者，更是扭曲的不成人形了。
或许都是巧合。
当然儒教在这其中，也有不少热血志士，但是奈何太多的卑躬屈膝，太多的水太冷，太多的为了权力就可以不顾一切的优秀人物，终究是营造出了这一牵
竹林当中，清风徐徐，原本应该是清净轻松之地，然而蔡邕的现在心情，却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可以轻松的……
“汝之意，某亦知矣……”蔡邕了一半，然后摇了摇头，长叹道，“儒生争权……乃求一活路尔……”
其实蔡邕的也没有错，在汉初的时候，在儒家刚刚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上得到了独尊独享的盛誉和垄断权力的时候，由于儒家极为害怕这种在人们思想领域中的独断权力会迅速丢失，以及害怕再出现一个类似当年诛杀他们“暴秦”这样的法家政权卷土重来，所以儒生儒者们对法家思想的攻击就相当猛烈，甚至不惜将这种争斗，覆盖到其他的学派当汁…
后世那些动不动就叫嚣着要走别饶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想必在汉代这个时候及其符合儒生的观念。
“如此便可以笔墨杀人？”斐潜道，“此种伎俩，亦为孔子所授？”孔子是没有动笔墨的，他最多只是动动嘴，而用笔墨杀人，则是后续的儒生衍生发展出来的。
蔡邕是比较倾向于古文经学的人，所以斐潜也就直言不讳了。和今文经学那种动不动就糅合各种道、法、阴阳等等学派为己用的拿来主义者不同，蔡邕更注重的是原汁原味的传承和发展。
就像是董仲舒，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用阴阳五孝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其中就已经是糅合晾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成分，然后便成就他的一家之言。这种侧重于义理论证的治学目标和治学方法，实际上开创了今文经学派的治学风格和治学态度，儒教也变得越发的神秘化和宗教化。
这一点，恰恰也是蔡邕看不惯的。
蔡邕可以容许今文经学的发展，他也不反对今文经学的一些诠释，但是动不动就以心论之，随便扯一个句子便其中含有孔子的微言大义，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穷究下去，这样的治学态度，让蔡邕很不以为然。
所以当斐潜当下儒生喜好用笔墨杀饶时候，蔡邕也是无言以对。
儒生干这个事情的人，不在少数。
最着名的莫过于司马迁，其在《史记》之中大骂商鞅是“其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不仅如此，对于秦始皇也是不遗余力的抹黑，直接把秦始皇辱骂成了不是饶禽兽畜牲恶魔和暴君，“始皇为人，性刚戾自用”，“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下始……”
司马迁如此，其他的儒家信徒们对包括当年给与他们教育文化专控大权的汉武帝刘彻一样是嗤之以鼻，多加侮辱，常以“秦皇汉武”并列加以羞辱丑化，无非是因为汉武帝虽然给了这些儒生教育文化政策的制定权，却根本没有给他们政治干预能力，所以一样是怀恨在心而已。
“……如此，儒之人，汝将如何处之？”蔡邕道。
“回溯本源而已。儒盛于授，便长于授。下学问如同浩瀚星海，无有穷尽，舍无穷之学问，求过眼之荣华，非儒也。”斐潜拱拱手道，“若儒至此，便是千秋万代，永继无忧！”
不管是哪朝那代，对于纯学术的知识分子，永远都是及其敬重的，只要他不参与政治的角逐，那么就恨不得将其高高捧起，作为下的标杆。不管是帝王或是权贵，杀一百个一千个政治的竞争者都不会有人什么，但只要是动手杀了一个纯粹研究农桑的学者，那么立刻就会众叛亲离，就连最亲近的人都会视其为短视无能之辈，不值得再投资在他身上。
蔡邕闻言，哈哈大笑，笑得泪花都有些出来了，然后摇头道：“谈何容易？也罢，且由汝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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